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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企业不应该去考虑社会责任问题

  前几天,我应邀去参加腾讯研究院的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科技向善”。虽然几年前,他们曾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我的看法,但坦白来说,我本人对这个话题并不是特别“感冒”,因此,此次参会就只想安静地做一名旁观者。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在最后的“众声说”环节,主持人却叫了我的名字,问我对这个题目的体会。猝不及防之下,只好随便说了几句。

  或许是这次意外的提问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回来之后,我仔细翻看了会议的资料。细读之下,我渐渐觉得,这个看似“大而空”的问题其实是颇有实际意义的。但是,从目前看,还有很多关于这个话题的关键理论问题没能说清楚。例如,究竟什么才是“科技向善”?

  “ 科技向善”到底有什么价值?企业有激励去向善吗?企业又应该怎么向善?所有的这些,都有待探讨和思考。

  在我看来,“科技向善”这个话题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它应该涉及科技伦理的层面,需要探讨在当前的环境下,科技为什么需要伦理,科技发展应该如何与伦理发展相协调。另一方面,它还涉及企业伦理层面。在这个层面,我们就需要站在科技企业的角度,去思考它们倡导“科技向善”的目的、动力,以及途径。

  总体来说,在科技伦理层面,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科技就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进步一方面会大幅度地解放生产力,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尤其是在科技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人类已经掌握了足以毁灭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重新思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引导科技能够更好地为服务于人,自然是相当必要的。

  相比之下,“科技向善”的第二个层面可能引发的争议就比较多了。虽然这个话题叫做“科技向善”,但现在它的主要倡议者并不是政府,也不是民间组织,而是几家科技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这本身或许就是值得思索的。

  究竟科技企业应不应该将“向善”作为自己追求的一个目标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企业是否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是等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科技企业是否应该向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企业是否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子命题。

  关于企业究竟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争论,几乎和“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自从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学者们就分成了两派,争论企业在追求利润之外,是不是应该将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经营的一个目标。这一争,就是近百年。

  持支持观点的代表有伯利和米恩斯。在他们于1932年出版的名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他们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公司制度不仅是产业组织之花,社会公众都希望赋予公司越来越大的责任,以增进我们的社会福利”。“公司所应当追求的,不应该只是股东的利益,对于其他集团和个人,如雇员、消费者等的利益也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

  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在这篇文章中,弗里德曼对主张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的人表示出了极大的不耐烦,甚至将他们斥之为“一直在破坏着自由社会的根基的理智力量的、不自觉的玩偶”。

  他指出,只有人才有责任,而公司并不是人,因此公司本身并不可能履行责任。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其实是企业经营者的责任。一个企业是否要履行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由企业家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家宣布自己的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那他就是在用公司所有股东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在弗里德曼看来,这种举动是不公道的。

  那么,如果企业家一定想要承担社会责任,他能不能达到他想要做的目标呢?在弗里德曼看来,这并不容易。企业家可能在运营企业方面是行家,但在做公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却不太擅长。因此,让他们来承担社会责任就可能是低效率的。更为重要的是,专注于更多的社会责任目标很可能让企业家失去对经营的关注,从而导致企业利润下滑,经营亏损,甚至破产。如果是这样,那么不仅企业无法承担社会责任,股东、雇员、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受到损害,结果是得不偿失。与其这样,企业家倒不如安安心心做企业,为股东多创造利润。弗里德曼认为,在市场之上,只有当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喜爱,才能获得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一个企业赚得了很高的利润时,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至少它已经让消费者更为满意,让他们的福利获得提升了。至于其他的责任,企业就应该将它们留给政府,自己只要做好业务、多交税即可。毕竟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政府官员要远比企业家来得专业。

  我是经济学出身的,所以从思维习惯上更靠近弗里德曼。在很长时间内,我都认同弗里德曼的观点,也认为企业不应该去考虑社会责任问题。事实上,基于这一认识,前些年腾讯有人来咨询我关于“科技向善”的看法时,我还曾试图说服他们不要提这个口号。

  不过,最近我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观点慢慢有了一些转变。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弗里德曼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可以看到他的理由主要有三个:(1)企业不是人,不应承担责任。企业家想用企业来履行社会责任其实是慷他人之慨;(2)企业只有创造价值才能赢得利润,因此高利润本身就是履行了社会责任的象征;(3)社会责任本来不应该是企业做的事,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只能无效率。但现在看来,这三个重要理由似乎都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关于企业不是人,不应该承担责任的说法。是的,诚如弗里德曼所言,作为“法人”的企业并不能履行责任,只有企业家才可以。但是,企业家难道不应该是企业的灵魂吗?如果没有企业家,那么再多的股东、再多的资本,也不可能组合成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的灵魂,企业家当然代表企业去思考发展的方向,并用自己的理念来说服自己的股东、说服自己的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让自己经营的企业来承担社会责任、来向善,又怎么能说是慷他人之慨呢?毕竟,如果股东不满于企业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他们可以撤资;如果员工不满于企业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他们可以辞职。而如果他们认同了企业家的理念,决定与他一起担负社会责任,这就相当于他们和企业家之间有了契约,同意了企业家为企业选择的发展方向。这时,如果要谴责企业家是在花他人的钱给自己贴金,显然是不成立的。

  其次,关于利润就是履行社会责任象征的说法。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个命题确实是成立的,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利润与价值、与社会责任之间就不能划等号。举例来说,毒品是能够给销售者带来价值的,为了获得它,瘾君子们甚至不惜掏空自己的腰包。但是,我们能说毒品会带来价值,销售更多的毒品就是创造更多价值、履行更多社会责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类似的,现在的互联网行业讲究流量为王,如果企业仅从盈利的角度出发,那就要千方百计地获得流量。做游戏的就要琢磨怎么才能让用户一玩就停不下来,做短视频的就要考虑怎么才能让用户越刷越想刷……但通过这样的方式黏住了用户,就真的等于为他们创造了价值吗?显然不是的。相反,这可能让用户陷入沉迷、被困在信息茧房,从而引发一系列负面的后果。

  从这个角度看,像弗里德曼那样认为利润与社会责任一致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对于企业来讲,如果它的目标只是利润,那么社会责任就只能是工具,当社会责任和利润一致时,它就履行社会责任;当两者矛盾时,它就抛开社会责任。从社会的角度看来,这样的企业显然是靠不住的。

  再次,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效率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或许是过于极端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其效率会比政府更差。事实上,在现实条件下,企业与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更为紧密,掌握的本地信息(lo-calknowledge)也更多,因此一旦它们决定承担社会责任,其产生的效果通常会比政府更好。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儿童沉迷游戏是有害的。那么,引导儿童科学选择游戏时间的工作,究竟是由政府来办更合适呢,还是由游戏公司来办更有效率。在我看来,应该是游戏公司。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政府,那么它可以采取的手段其实很少,除了用行政命令强制规定游戏时间之外,似乎很难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而相比于政府,游戏公司会更了解儿童的偏好,因此可以更容易地采取技术手段来引导其玩乐时间。例如,它们只要通过长时间游戏时,游戏内积分的增长速度逐步降低的设置,就可以有效控制儿童的玩乐时间。

  综合以上观点,弗里德曼认为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的观点,其实是很难站住脚的。企业的发展与社会的福利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一致。从追求社会最大福利的角度看,企业就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科技企业来讲,它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应该更大。这是因为,与传统的企业相比,科技企业拥有了更大的力量。例如,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借助大数据,可以轻易地掌握用户的信息、了解用户的偏好,这不仅意味着它们更有能力去窥视用户的隐私,也意味着它们更能利用用户的弱点来吸引他们的驻留、赚取他们的金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企业的目标仅仅以追求利润为出发点,就可能带来远比传统企业大得多的负面效果。更为麻烦的是,如果要依靠政府或者其他第三方的力量去纠正这些后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相比之下,如果企业本身可以将“科技向善”植入自己的理念,将其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其结果就可能是更好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录过一段苏格拉底和诡辩师色拉叙马霍斯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色拉叙马霍斯曾向苏格拉底诘问道:在现实中,正义的人往往是更为吃亏的,而不义之人则会得到更多好处。既然这样,人又为何要选择正义呢?

  尽管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色拉叙马霍斯所扮演的只是一个用来反衬苏格拉底智慧的“龙套”,但平心而论,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深刻的。虽然从道义上看,我们都羡慕品行高尚的正义之士,但是在现实中,这些正义之士却往往混不过那些见利忘义的小人。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人如此,企业更是如此。如果在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中,一家企业选择向善,选择承担更多责任,而另一家则选择不向善,拒绝承担更多责任,那么,在相同外界环境下,前一家企业的成本就会高于后一家。这意味着,在竞争中,选择向善的企业就会面临劣势,就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又有什么动力会选择持续的向善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企业来讲,选择坚持向善其实要远比个人难得多。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他可以凭借着内心的信仰去坚持自己的选择。但企业不是人,它不会有这种信仰的支撑。企业家或许是有信仰的,但在他的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股东和员工的感受。即使他个人的内心是向善的,如果向善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劣势,他也未必能将向善的决心贯彻到底。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要让向善成为企业的持久动力,就必须有机制保证向善企业是能够从向善的行为中获益的。那么,这种机制是否存在呢?在我看来,至少存在着三个机制保证了这种可能的存在。

  第一个机制是长期的声誉机制。尽管选择向善,选择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会在短期让企业承担过多的成本,让它们在竞争当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商业竞争并不是一个单期博弈,而是一个重复博弈。如果一个企业保持向善的行动,有很好的口碑,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在市场上赢得客户;反之,如果一个企业拒绝向善,那么它或许会成功一时,但却会在长期的竞争中被客户抛弃。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爆发过一场关于企业责任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主张企业不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弗里德曼,而与弗里德曼对阵的则是WholeFoods的创始人兼CEO约翰·马凯。马凯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坚定支持者,一直认为企业应当将消费者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福祉放在首位,而把对利润的追求放在其次。作为一个企业家,马凯以45000美元的资本起家,亲手将企业做到了80亿美元以上的市值。在马凯看来,他的成功不过一直奉行企业责任至上的副产品。正是由于他一直坚守社会责任,所以顾客才愿意信任他、选择他,他也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科技企业来讲,声誉机制的作用可能要比WholeFoods这样的传统企业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很多科技企业都采用了平台的模式,因而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这样一来,企业一旦树立了正面的形象,吸引了一定的种子客户,其本身对新客户的吸引力也会随之增强。一旦这种良性的循环启动,企业就能迅速将声誉变现成为切实的回报。

  第二个机制是免于恶性竞争。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为了说明正义是值得追求的,重点阐述了一个观点:正义者有共同体,他们之间不会有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而不义者之间则不会有共同体,他们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

  尽管企业和个人存在着不同,但是苏格拉底的论证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成立的。如果两个企业都没有制定向善的目标,那么它们在竞争中就可能选择“竞次”(racetothebottom)的策略,最后可能双双陷入一个囚徒困境,导致大家付出的成本都很高。但如果它们都选择了向善,提出了向善的目标,它们就在竞争中给自己的行为加上了一个限制,这种限制将可以让他们免于陷入囚徒困境的尴尬。

  举例来说,几年前,几大共享单车品牌之间为了争夺市场,进行了激烈的补贴战。这场补贴战导致车辆过度投放,严重挤占了公共空间,甚至阻碍了交通,但最后,这场大战却没有赢家。几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共享单车企业都纷纷出现了资金链断裂,或被迫变卖,或半死不活。试想,在这场共享单车大战中,如果各方都宣布对自己的补贴行为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不以单纯的数量,而是以服务的质量来作为竞争的主要维度,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第三个机制是倒逼创新。管理学家克里斯藤森曾提出过一个名词,叫做“创新者的窘境”。说的是当一个企业在某个市场上取得足够的地位后,它可能过度专注于对这个市场上的利润挖掘,一些企业甚至会滥用手中的市场支配地位,以攫取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自己的收益。但与此同时,它们可能忽视了来自边缘的创新。最终,边缘的创新者可能迅速崛起,而原本的在位企业则会成为输家。对于这样的在位者,如果它们可以有一个向善的目标,将自己在现有市场上的行为设置一个准则,就可能倒逼它们创新、倒逼它们在边缘市场上和潜在的对手展开竞争。

  只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企业史,就会发现“创新者的窘境”一直不断在重演。例如,百度曾经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搜索引擎市场上的王者。然而,当百度占领了搜索引擎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后,它却停止了创新,转而专心在商业变现上做文章。这样的结果是,它错失了信息流、短视频等风口,本身声誉也在“魏则西事件”等一系列的风波中一落千丈,最终掉出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第一梯队。试想,如果百度能在当初为自己限定一个行动的准则,不把商业变现作为唯一的目标,那么它就不会失去进取的动力,也不会出现如此的退步。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尽管选择向善、选择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企业带来一些劣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在某些条件下,向善之举本身也能成为企业的一项竞争力。这就是企业可能选择向善的根本原因。

  既然科技企业的“向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那么,在实践当中,企业应当如何向善呢?我想,具体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应该首先为“向善”确立一个共识。

  腾讯在宣传“科技向善”时,曾经用过一句话,叫“人是科技的尺度”。很显然,这个表述修改自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想,腾讯用这句话作为口号,其本意是要表达一种让人的福祉作为科技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愿景,这种动机毫无疑问是好的。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实在不太喜欢这句听上去很酷的口号。在我看来,这句话本身包含了太多的歧义,而这些歧义可能会把一个好的活动引向与它相反的方向。事实上,只要我们对普罗泰戈拉的生平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是古希腊“智者”的代表。在“智者”看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真理可言,一件事是对是错,并无客观标准。本着这种观点,他们极力推崇诡辩,苦心专研如何从逻辑、从修辞上面去服人之口,并通过售卖这种技艺来获取回报。所谓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其本意就是对这种哲学观的一种概括。

  当我们把普罗泰戈拉原文中的“万物”替换为“科技”,并继承了其表述的架构时,其实也就继承了普罗泰戈拉原本话语中的诡辩意味。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里的“人”到底指什么人呢?

  如果指的是科技的掌握者和使用者,那么这个观点就是很危险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对于包括科技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认知,对“善”也有自己的理解——“贺建奎们”可能认为,编辑人类基因,让人的基因更为完美就是善的;一些犯罪学家可能认为,借用人工智能技术来预先识别犯罪,将潜在的罪犯统统关进牢房就是善的;甚至有一些极端的环保主义者认为,利用核武器毁灭人类,把整个地球交还给自然界就是善的……这样一来,整个“科技向善”就不可能有共识。

  如果将“人”解释为科技的指向者,以他们的福祉作为评价科技的根本标准呢?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究竟他们的福祉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是按照他们自身的评价吗?那么一个沉迷游戏的人可能会认为允许他任意玩游戏就是最符合他福祉的,即便这在事实上可能损害他的健康。如果是按照他人的评价呢?这就可能出现“我妈认为我冷,认为我应该穿秋裤”的尴尬情形。

  综合以上情形,无论我们将“人”怎样解释,都可能会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局。或许从纯粹的哲学思辨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准则,就可能造成重大的分歧。在极端状态下,这种分歧甚至可能让“向善”成为一句空话,甚至让它成为竞争对手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攻击的理由。而这,显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情形的产生呢?在我看来,关键的一点就应该是要放弃这种含糊的口号,转而选择一些比较客观的,容易取得共识的标准作为突破口,将“向善”这个抽象的概念落到地上、落到实处。

  那么,这些共识性的标准应该怎么定呢?原则上,它应该由行业共同体一同商议决定。只有这样的标准,才更容易在整个行业内部被推行,才更容易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也才能避免企业之间由于对“善”的标准不同陷入不必要的分歧。

  尽管腾讯在本次年会的大标题“科技向善”后面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一句“千里之行”,以此来表示现在自己做的只是一个开始。但毫无悬念的,在这次大会后,网上还是冒出了很多微词,认为腾讯完全是在喊口号、在作秀。

  是的,从腾讯现在公布的事例看,它所作的“善”其实还很少,因此硬要说它现在是以口号为主,并不为过。不过,在我看来,即使是单纯的口号,在现阶段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一方面,当一个企业向社会公开提出了自己的“向善”主张后,它就相当于和公众签了一张对赌协议——如果它没能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就可能以此为理由向其发难,而社会公众也可能因为其违背诺言而抛弃它;但如果它真实信守了自己的主张,那么它就能梳理信誉、赢得客户。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一批企业已经选择“向善”作为自己的方向,从此之后,它们必须沿着这条路子一路走下去。

  另一方面,一旦某个企业提出了“向善”的主张,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如果不跟从,就会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因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更多的科技企业响应这一主张,加入到“科技向善”的行列中来。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科技向善”这个看似空洞的口号可能会引领一个全新的商业秩序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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